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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卫民，特级教师，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理、北外附校校长，研究员。
有人告诉我，你要想成为上级和下级都满意的领导，必须学会讲宏观的话，这样永远不会得罪人。
例如，在会上可以讲类似下面的一段话：
在这动荡不安的时刻，我很荣幸有机会和大家讲一讲这个重要的主题。当然，我们在相关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为目前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也要向那些奋斗在第一线的人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们决不能低估个人热情、决心和坚持所创造的奇迹。当然，每个时代的最优秀者都有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认为我们能超越他们，未免太过妄自尊大。一言以概之，我们要认清自己所处的历史位置。我们坚定地支持进步，我们热切地要求进步，我们希望看到进步，然而我们所期待的是真正的进步，而不仅仅是刻意求新。只有我们将传统发扬光大，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
这段话听起来似乎很诱人，但过后仔细品味：这到底是在讨论什么？到底想要人们做什么？所以，我参加过一些会议后，常常搞不明白它们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
这使我想起了2008年那场雪灾。当时，我是浙江省教育厅直属学校——杭州外国语学校的校长。我几次冒着大雪去开贯彻上级文件精神的会，听到了很多“将保证道路畅通作为重中之重”的话语，可是关于具体行动却只字未提。幸亏，在去开会前，我电话通知了有关干部，要求所有留校教职工将树上的雪打掉、扫出一条通道、将承重有问题的屋顶清扫以防塌陷，避免造成更大损失。
毫无疑问，看似基本的原则实施起来并不轻松。讲正确的话不是一件难事，但要变成行动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即便只是简单操作的要求。
例如，作为校长的我对年级部主任说：“早晨学生进班前，教室要通风，以保证室内空气清洁。”假如年级部主任也接着对班主任说同样的话，这句话最后就会变为“自说自话”。若要将之变成行动，就必须考虑几点钟开窗、谁来开窗、几点钟关窗、雾霾雨雪等特殊天气如何处置、谁来监督此项工作、如何保证长期坚持，等等。
我时刻警惕学校里开的会充斥一大堆无用废话，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召开无事可议的会议，而是将每周一上午的校级领导班子会议拆分成中学教育工作例会、小学教育工作例会，让相关的教育教学第一线干部参加。要求会议有具体议题，我一般只听会，并不就具体事项表态，由分管中小学的校长自行决断。
我只管三件事：
一是贯彻我参加的上级会议的精神和有关信息；
二是适时地培训下属如何管理事务；
三是对他们决断中的某些可能考虑不周的事宜做些提醒。
会后，我会再召集后勤服务相关部门负责人或有关当事人开会，分别就中学、小学的一些事项要求做好配合；有时根据他们的议题，我也会直接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进入小学、中学教育的会场。
一所学校的官僚主义行为常常是从开会的废话开始的。杜绝这些废话，让讲废话、套话的人在学校里没有市场，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因为当一个人晋升到不能胜任的岗位时，也只能用正确的废话去显摆。而真正值得信任的人，从不会感到无事可做，更不会对具体的事务无话可说。即便是对并不了解的事情，他也会每周列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及时更正偏差而保证学校的正常工作不出现混乱。当然，学校也需要超越日常事务的战略决策系统。只要日常工作系统流畅，系统性的学校变革决策就会得到强力的执行机制支撑其落实，从而保障逐步推进并取得如期的成功。
成功的学校并不是改革最多的学校
管办评分离这个关键词一出来我们就一直在期盼。规划纲要里面特别提出了要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自主管理，因为学校受到太多干扰，以至于无法用更多的精力看清楚自己的核心责任。
国家在促进教育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里提出政府的一些原则，比如说权责统一、统筹兼顾、放管结合、有序推进。但是我总是在想，这些事情并不是说到就能做好的。是否像其他政策一样，我们只能看到好的政策却享受不到美好的结果。教育行政部门看重的是结构体制的改革，我们关注的是教育教学所需要的能力建设，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主动性、能力和相应的资源库，自主管理的结果可能变得更加糟糕。
可能有些学校有这些能力，但对于更多的学校来说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有一些疑虑：
第一个忧虑，惊喜是不是短暂的？我们出台了许多政策，但政策之间缺乏联系，面对显性的教育问题，解决的办法缺乏针对性。一项政策刚刚读懂又有新的政策出台，不同管理级别的针对同一内容的新政会不断颁布，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要领导会更换，对新的政策又有新的解读。
第二个忧虑，校长身份的尴尬。校长作为一种职务，是上级部门的恩赐，忠诚是回报的根本途径。于是理解上级意图，执行上级指令成了校长的行为习惯。以至于在学校组织体系里有一种反领导力的结构。因此虽然校领导忙碌，但离学校的核心责任很远。
校长作为一种职业，必须要完成教育使命，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学生的学业发展和生命成长，校长所做的工作总是指向学生，关注每一个学生的生存现实，富有远见地看待学生，用基于信任基础上的高期望值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并肯定学生的成功。我们上级对校长的要求，和源自我们作为校长内部的核心责任其实是有冲突的。
比如说上级更需要对政治有用的成绩或能为政绩添彩的那些新鲜事，民办学校除了上级管理层还有一个管办层，希望你尽快创造中国的财富，并不关注学校内部的核心责任。我时常感觉到我不是一个校长，我是一个官员，我在讲很多很多的行政规则。
第三个疑虑是让中小学独立行走，学校的能力足够吗？管办评分离关键在于突出学校法定主体责任和义务的法定属性，要让学校在法定监管范围内根据法律赋予的义务和权力合法地从事教育组织实施活动和教育改革活动。
例如学校依法组织实施国家课程规定、依法管理学术研究活动、依法聘用和管理教师，依法规范学生在校行为等等。给予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并不意味着能顺利成长地获取教育的成功，因为并非所有的中小学都具有了独立行走的能力。如果说没有强大的学校能力，只是简单强调自主管理，并且随意地放手让那些不具备职业资质的校长独立行使职权，这对于学校教育可能是一种灾难。
所以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族监督、社会参与是不可分割的，管办评分离而不是相互互不相干的。有疑虑也总有做好的时候，2015年的教育部工作要点里面提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我建议依法明确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政府推行清单管理方式，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如迈克尔·富兰所说，一项能够支持学校教育的来自校外的教育政策，需要有利于分权，有利于地方和学校能力建设，鼓励改革与创新。管办评分离与这个思想完全吻合，所以是一项良性的政策。
我觉得实施这个政策关键点也有四个方面：有利于分权、有利于学校能力建设、有严格外部评价，鼓励改革与创新。学校特别需要教育变革的自主权，因为优秀的教育实践成果发展总受到太多干扰。形形色色的规则和规定，小集团利益等，使自主权无法得到落实。因此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要理直气壮通过权力清单扫清障碍。要花大力气投资于学校的能力建设，中小学校是否忠诚于教育责任和义务，取决于学校对变革的迫切要求、广泛参与以及确保变革不断取得成功的技术和能力。
教育行政部门要把物力财力花在提高学生和老师的技能水平上。一个严格的外部评价制度是对管办评分离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关键作用是帮助学校进行自我反思，找出没有得到改进的方面。这种评价要有一套完整的标准和操作体系。何种教学称之为高质量的教学？何种学校环境更有利于学生学习？这都不是一件容易判断的事。
新的思想和观念是不可忽视的。教育系统长期处于精神分裂状态，一方面呼吁新思想，另一方面又抗拒与自己有关的变革，官办评分离本身就是有阻力的。应该通过总结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找到管办评分离的支持经验，使整个教育系统在接受和推进管办评分离中变得更加主动。
中小学必须要冷静面临政策调整，教育需要追求内在本质一致性，学校管理需要紧紧围绕教育的核心责任。成功的学校并不是那些改革最多，改革力度最大的学校。
中学教育最希望的是“考教分离”
教育是文化的传承，办学过程中的“创新”其实是一种微调，办教育更多的应当是对成熟的、传统的学校行为文化和品质内涵的发扬。作为校长，不应当长期处在全面创新、整体改革甚至彻底革命的“狂热状态”。北外附校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附属学校，在完成“共同的中小学课程”基础上有着外语课程和教学特色的优势，学生可以学习二门外语，除英语外的另一门外语由学生自己来选择。通过多语种课程和国际理解教育等方面的优势，努力追寻作为外国语大学附属学校的纯粹和真实。
特别要说的是，奢糜、豪华以及特殊政策之下的创新，并不代表真实的创新。中小学教育，应当崇敬朴素，办学校需要一种朴素的情怀，教师应当远离浮躁，“认认真真地上课、认认真真地跟学生谈心”，遵守常识，遵循朴素，坚守良知，用正确的教育方法做正确的教育，这些，其实是最重要的。
高考很重要，最终的高考成绩应当是学校全面落实教学要求、完成教育任务后的自然结果，不应当是特意做出来的东西。
中小学校要完成两大事务：
一个任务是向学生传授学科知识、训练学科能力；
另一个任务就是完成“作为人的一般发展”的所必须的那些教育工作。
所以，除了学科课程之外，我们还要做其他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事情，设计指向教育性的各类活动、微型课程、课外教育等。为了高考而忘却应当有的教育坚守，这是目前中学办学的通病，任何基于中学学科教学现实的高考方案，都无法规避中学教育对于高考的“趋利行动”，除非做到“考教分离、高校全面地独立招生”。
如果有一天，高考方案的设计能够做到中学没有办法去做“应试的那些事”，让中学教育“找不到投机取巧的途径”，这样，才有可能倒逼中学，按自身的规律去“老老实实”地做中学教育本份的事。
事实上，国外大学录取国内的学生，除了几次开放的例如SAT等考试之外，没有特别的高考方案，通过学生的申请、高校的审核加上远程面试，就可以录取学生了。中学的教学从不针对这样的升学而去应试，也无法应试，尽管如此，国外大学的录取和国内学生的升学大多能够做到“相互匹配”。如果有一天，真能做到类似的“考教分离”，中学只有规规矩矩、认真地完成教的任务，除了规范地做好日常工作，再也无法去做“歪门邪道地应试的那些事”，这样，中学教育才会越来越好。
实际上，我们评价方式的变化，从选拔性考试评价转变到学业水平评价。将学业水平评价结果用作高校录取的“前提性门槛”，特别有意义，这样的评价应当更加开放、更加人性化，英语一年两考，就体现了这种精神。而且，用更多的学业水平评价、能力水平评价等结果作为准入条件，加上高校自主设计的、多样化的检测手段，从而实现根据自身办学要求自主地选拔学生，应该是今后高校招生发展的一个方向。
中小学教育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涉及到肢体训练的那些工作，当然体育和美育等课程远不只是对肢体的训练。
从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旧时代，学校教育自然地与家庭教育、家庭生活互为补充。因为家庭生活是田园式的，儿童必须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体能方面的训练几乎在与家庭生活相关的实践中都能很好地完成，其自力更生、独立判断和机智的行动，也能在常规的家庭生活习惯和持续的家务劳动的刺激中得以很好地生长；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家庭教育所缺失的那些智能训练，诸如识字、阅读、符号运算、想象与抽象思维的训练等，与脑力有关的事，都是学校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此，儿童除了参与家务劳动和家庭生活自然地得到了肌肉和体力等体能训练之外，还要接受学校精心安排的智能训练，这就很自然地保证了儿童的身心发展处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有机平衡状态中。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生活的方式再也没有了田园的痕迹，家庭教育也从自然地对子女进行肌肉和体能训练“进化”到有意识的智能训练；与家庭生活的改变不相匹配的是，学校培育儿童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方式长期以来没有根本的变化。如此一来，学校固有的智力训练加上家庭附加的智力训练显然加重了儿童的学业负担，在给予儿童不断增大智力刺激和压力的同时，平衡其智力发展所必要的身体实践和肌肉训练，相对地缺失。因此，学校教育也要审时度势，将身体、心理以及生活训练的事以及持家能力的培养等纳入课程体系，调整“课程地图”，重构能够保持儿童身心成长继续处在有机平衡的状态。
当然，体育、美育还有其他“精神修炼”的意义，这些大家都清楚，我不需再描述。
最后，我想说的是，教育并不只是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一个强者，也不只在于培养多少精英；教育更要关注帮扶甚至拯救，更要关心与积极情绪有关的那些事，这才是普适性的、纯粹的教育，作为校长，要坚守这样的“朴素的教育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