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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山东和浙江相继公布了《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关于有偿家教问题的相关规定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有偿家教之所以走到风口浪尖，是因为其关系到学生、家长的切身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教师的社会形象和教育质量的改善。
从实践来看，有偿家教只是有偿补课行为中的一种情形。学校、教师参与的有偿补课行为主要可以分为五种情形：一是学校自行组织学生进行补课，学生向学校缴纳一定的补课费；二是学校、教师组织、动员本校学生参见校外培训机构举办的补课活动，学校或教师则从中抽取“介绍费”；三是学校或教师举办或参与举办校外培训机构，对外开展营利性培训；四是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兼课），从事补课活动；五是教师利用业余时间自行对个别学生进行课外辅导，并按次或按小时收取“家教费”，此即“有偿家教”。
上述几种有偿补课行为性质不尽相同，对其也应予以区别对待。第一种情形属于典型的应试教育，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与现行的教育政策完全相悖，上到教育部，下到各区县教育管理部门，近些年来一直在与其做斗争，现在将其“入法”，可算是大势所趋。第二种补课情形既具有第一种情形的性质特征，同时学校、教师也成了从学生身上图利的商人的“同谋”和“有偿工具”，违背了学校、教师的使命、职责和道义要求，用法律禁止也是合情合理。在第三种情形下，学校、教师所扮演的商人角色，极有可能与其日常职责相冲突，也与其公益性、公职性的身份不相符，将其入律应当不会有争议。第四种补课情形则明显不同，八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如何安排，只要不干违法之事，完全属于劳动者个人的自由权利范畴，公共权力不宜强行干涉。教师利用业余时间到校外辅导机构兼职，既未与自己的本职工作发生冲突，也不属于违反劳动法上的“竞业禁止”的情形（学校和校外辅导机构之间不存在着竞争关系），而且，兼职的教师和学生之间也不存在着直接的金钱交换关系，不会对传统的师生关系构成冲击，仅仅是认为教师兼职可能会影响其本职工作，就立法对其予以禁止，不免有些牵强，容易让人产生“职业歧视”的遐想。笔者认为，业余时间是否兼职，应当由教师自己来取舍，而不宜动用法律一刀切地予以禁止。
最有争议的是第五种补课情形——有偿家教。诚然，有偿家教有着诸多弊端，比如：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颠覆了教师的良好形象和师道尊严；助长了应试教育之风，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占用了教师的部分精力，影响其本职工作；个别教师存在着“该讲的内容上课不讲，而是放到课后有偿家教的时候讲”的情况，等等。然而，要治理有偿家教并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有偿家教有着来自学生及其家长方面的巨大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现阶段教师的工资水平普遍还不是很高，一些教师希望通过发挥自己的专长从事有偿家教来补贴家用，改善生活，为此不惜冲破传统师道的束缚和舆论围剿的压力。只要这两个生存动因不除，有偿家教就绝不会那么轻易“被治理”。
此次，山东、浙江等地下“狠招”，打算动用法律来“重典治乱世”，让违规者背上违法的恶名后再接受法律的制裁，治理手段之严厉是空前的。然而，这样的手段是否是最好的选择？是否一定能够达到“斩草除根”的功效？笔者持怀疑态度。一者有偿家教的情况比较复杂，对于那些性质恶劣、影响极坏者当然必须严厉惩治，但如果教师的有偿家教行为仅仅是发生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针对的是外校的学生，也并未影响到自己的本职工作，亦没有在学生之间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教师确实“家庭经济困难”，那么对这样的以补贴家用为目的的业余时间“兼职行为”，动用法律一刀切进行打击，是否一定公正、合理？是否完全符合法律所追求的“正义”、“平等”、“秩序”之宗旨？二者有偿家教的产生是有一些外部根源的，这些根源包括：应试教育的盛行，教师工资待遇偏低，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考核制度不严、管理水平不高（为一些教师在课堂上“应付”学生、得过且过提供了条件），等等。治理有偿家教最好的方式是斩断它的“外部根源”。如果只想着通过法律手段来“毕其功于一役”，而忽视了“外部根源”的治理，最终是否一定能够彻底铲除“有偿家教”，而不会导致违规者“转入地下作案”，与执法者玩起“猫和老鼠”的游戏？
总之，法律固然重要，但它并不能“包治百病”，对待有偿家教，除了法律以外，更应当从扭转应试教育之风入手，通过改革现行的考试选拔制度、提高教师待遇、加强师德建设、改进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管理办法等举措，让有偿家教走向自然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