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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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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于永正 :病中“吟”
2017-08-22 15:26:17   来源:   评论:0 点击:

谨以此文,献给敬爱的肖志坚主任、黄衍强院长、张利锋主任、潘秀英主任、曹江主任、张庆先生以及全国各地所有关心我的朋友、老师、弟子和学生们。 一 2014年3月3日,我因患血液病,住进徐州医科
       谨以此文,献给敬爱的肖志坚主任、黄衍强院长、张利锋主任、潘秀英主任、曹江主任、张庆先生以及全国各地所有关心我的朋友、老师、弟子和学生们。

       一

       2014年3月3日,我因患血液病,住进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28号病床。病房里共有四张床,拥挤,但整洁。28号床在最南头,靠洗手间,“方便”很方便。

       一天,潘秀英主任查房,发现新大陆似的说:“四位患者中只有一位男的,多不方便哪。”然后对我说:“我给你调一个房间吧。”

       邻床70岁的刘女士说:“我们没感到不方便,于老师不能走。”

       其他两位女士(包括一位20多岁的姑娘)连同他们的陪护人也齐声说:“是呀,于老师不能走!”

       尽管刘女士“威胁”要联名上书院方,“强烈”要求把我留下,但无济于事,潘主任还是把我调到了69号病床。这间病房里只有两张床位,我和先我一步的10岁小男孩成了病友。

       后来才知道,潘主任从网上得知我是一个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特级教师,才把我调到这间稍为宽松的房间的。所谓“男女有别”云云,不过是个托词而已。

       刘女士和其他几位病友多次到病房看我。我则把学生、老师们送来的鲜花转送给她们。刘女士爱花,高兴得不得了。

       我,一个74岁的老头儿,满脸皱纹的老家伙,人缘倒不错。

       经过几番反复检查,医生说我患的是什么血液病,很难确诊。潘主任建议我到天津血液病医院——中国最好的血液病医院——去看看。那里有全国顶级的血液病专家——肖志坚主任。我心里明白,连徐州的医生都拿不准,肯定凶多吉少。

       二

       事不宜迟。3月26日到了天津,27号,挂到了肖志坚主任的门诊号。那天,他没戴工作帽,也没戴口罩,看上去,最多五十岁吧,却早已蜚声全国。他儒雅,沉稳,持重;一边专注地听着我对病情的陈述,一边作些记录,偶尔询问一些他想知道的细节。最后,他语气平和地说:“先做个骨穿,我们要看到化验结果才能确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要紧张。”4月3日,我住进了天津血液病医院。病房面积和徐州的一般大,但只安排三张病床,显得敞亮多了。我右边病床住的是河南来的59岁的刘教授,左边病床住的是天津蓟县的72岁的蒙师傅。刘教授儒雅,蒙师傅爽直。

       我全身无力,虽说洗手间就在病房里,大小便仍感到吃力。一天,女儿为我买了一把夜壶——就是尿壶,人们讲斯文,便送给它一个“夜壶”的雅号。我高兴地对刘教授说:“世界上的发明有千千万,但有两项发明最伟大。”

       刘教授饶有兴趣地问道:“哪两项?”

       我说:“第一是夜壶。有了它,解小便——特别是夜里——就用不着下床了。”

       刘教授哈哈大笑,连床都跟着咯吱咯吱乐。

       “第二,”我接着说,“是洗衣机。以前,我特别怕洗床单、被罩,更怕洗蚊帐。那蚊帐躺在木盆里,像一堆猪肠子,拽都拽不动,老虎吃天——无从下手。现在好了,什么这个那个的,往洗衣机里一放,一按开关,洗衣机就乖乖地转起来,只需四五十分钟,就洗好了,而且取出来就半干了。”

       刘教授又笑。

       有了夜壶,我晚上再也不下床“方便”了。白天,女护士进进出出的,我不大好意思,还是坚持着到洗手间去。

       三

       4月10号,检查结果出来了,我患的是淋巴T细胞白血病。此病易缓解,也易复发。开始家人还想瞒我。肖主任说:“老知识分子了,瞒什么?知道了,有利于配合治疗。”我一看要化疗,就明白了。我对家人说:“我的导师张庆先生得知自己患上白血病,对妻子说了九个字:不怕死,争取活,活得好。这九个字,也是今天我要说的。张庆老师先做了五次化疗,然后改用中药调理,如今10年过去了,张老师满面红光,身健体壮。西医伟大,中医神奇。一个用科学治病,一个用哲学治病,一个治‘病’,一个治‘人’,两者结合,相得益彰。在我们中国,除了有西医,还有中医呢!多么值得庆幸啊!在教学上,张老师是我的导师,在如何对待疾病、如何治疗上,也是我的导师。”

       深圳的弟子赵志祥听说我患了白血病,在手机里破口大骂“老天不长眼”!我说:“苍天有眼啊!它很眷顾我,已让我健康、平安、顺利地走过了整整74个年头!大概上天看我太辛苦了,于是找了个理由,让我放慢脚步,休息休息。放心,师父会坦然以对,笑面人生。”

       他说:“师父又给我上了一课!吉人天相,师父一定会战胜病魔,重返讲台!全国的老师需要您,千千万万的学生需要您!”

       四

       化疗期间,我每天早晨要服一种激素药,白色的药片上有一个大大的字母“P”,每次服12片。女儿倒好水,我一口就把12片药吞下肚,笑着对女儿说:“你老爸厉害吧,一口能吞掉12个‘P’!”我故意把“P”说得很重。连床位医生方大夫也被我逗乐了。光看字母,谁都不会笑,但一说出来,就可笑了,因为“P”和那个字同音。

       从此,每天早晨我吃“P”的时候,家人都会哑然失笑。

       笑比哭好啊!

       五

       第一次化疗,4月15日开始,5月15日结束,历时一个月,效果很好。用医生的话说叫“完全缓解”。何意?即骨髓和正常人一样了。而且化疗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肖主任查房时,右手抚摸着我的肩,笑着说:“看来,这药很对症,光明就在前头!”他右手用力拍了一下我的肩。这力,一下子传遍了全身。于是乘胜追击,继续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化疗,到6月30号结束。这期间,每天早晨坚持吃“P”。

       第三疗结束后,体重由入院时的70公斤,减到60公斤,腰疼腿疼,感到精疲力竭。再也不夸“体质”好了。头发几乎掉光。一照镜子,头顶上只有少数几根忠于我的白发尚傲然挺立,那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着实让我感动!有几根居然熬到出院,跟着我回到了徐州!但回家不久,还是相继“光荣”了。这是后话。

       第二次化疗后,腰就疼;三次化疗后,腰疼得更厉害了,躺在床上翻身都困难,如若坐起来喝水,则更如上刀山下火海一般。乌鸦尚且知道把小石子衔到瓶子里,让水位升高,然后再去喝里边的水,我的智商难道不如乌鸦?我请老伴儿把杯子倒满水,放到我的枕边,再把吸管插进杯里,我歪着头用嘴吸。果然,一会儿便把一杯水喝光了。吸管延长了我的嘴!老伴用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口吻说:“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我刚想对老伴儿说“吸管是人类的第三伟大发明”,怕老伴儿投否决票,没说出口。

       有几天发低烧,精神萎靡不振,嗜睡,京剧也不想听了。肖主任还是一只手按着我的肩,笑着说:“你以为化疗药是营养液?发烧、嗜睡、无力是正常反应,不要担心。”一句话,顿时让我有了精神。老伴儿说:“你不是说‘跟京剧一块活着’吗?我教你唱一段《西厢记》的‘只说是娘把诺言来践’吧!四评调,很好听的。”我立即答应了。先听张君秋的录音,然后爬喜马拉雅山似的,艰难地跟着老伴儿一句一句地学。只三天,居然能哼下来了。唱着唱着居然不发烧了。有一天,我一用气,竟唱出了旦角的亮音!我高兴地说:“看来化疗没把我的小嗓儿化坏!”我这一嗓子,似乎传到病房外医务人员的耳朵里(那时我早已住进了单人病房),一位姓郭的护士进来送药时,问我:“老先生,您是不是唱戏的?”

       我问:“怎见得?”

       “你们天天听戏、唱戏,而且唱得那么好。”

       我说:“我是小学老师,自幼喜欢京戏。你们天津是京剧之乡,当今出了一大批名角,像康万生、孟广禄、刘桂娟、李佩红、李宏、赵秀君、张克,都是闻名全国的大家!——你喜欢京剧?”

       她说:“我父母喜欢京剧。”

       可见,她不喜欢。她没正面回答我,显然是怕扫了我的兴。这么一“拐弯”,既不扫我的兴,还带有抚慰我的意思。可见她的语文学得不错,而且善解人意。

       我把学唱戏的事打电话告诉了张庆老师。张老师说:“《空城计》里诸葛亮唱的一段‘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我当年就是在医院里做化疗时学的。一唱,病痛就减轻,甚至逃遁了。”

       “是呀,”我说,“唱戏,一用气,二忘我,等于做气功啊!”

       六

       我在天津血液病医院住了四个月零三天。

       第一个来探望我的是山东潍坊弟子李虹霞,她一共来津看望过我两次。天津的李卫东,上海的戴建荣,成都的余佳佳,杭州的张祖庆,北京的吉春亚、刘云艺,荆门的彭少菊,西安的史颖、李亚萍、孟琪、马国红,青岛的李伟等弟子也先后赶来天津看我。青岛的栾喜峰、上海的朱文君、濮阳的高照远等弟子托人捎来了慰问金。老友吴忠豪(上海)、支玉恒(威海)、陈先云(北京)、庞玉和(北京)、蔡欣梅(北京)、安京妹(北京)、王洪岩(徐州)也先后来津探视。我曾经工作过的徐州市大马路小学校长张艳(我的弟子)、孙荣平书记和卢海燕主任也来天津看过我。至于打电话发信息慰问祝福我的弟子、老师就难以计数了。杭州的弟子张芬英,几乎天天发信息祝我早日康复。成都的余佳佳常发来谜语、“脑筋急转弯”逗我开心。一次,她发来“世界上有南京、北京、东京,为什么没有西京?”我大脑“转”了两天才“转”出来:西京被唐僧取走了——西天取“京”嘛!

       看望我最多的是天津老友、著名特级教师靳家彦和他夫人李瑾。他们夫妇二人不仅给我送来被褥、枕头、床单等生活用品(陪我的家人在医院附近租赁了一间房子,需自备生活用品),还隔三岔五地送来李瑾亲手做的菜,如鳜鱼之类以及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麻花等。

       我老伴儿对我说:“看看,全国有多少人关爱你呀,他们给了你多少正能量啊!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是的,朋友的关爱给了我极大的慰藉和鼓舞。但,给我正能量最多的,是我的老伴儿、儿子和女儿。

       开始,是儿子晚上在病房的陪床上(就是窄窄的折叠椅)陪我,后期是老伴儿陪我。我们每晚看完中央电视台4频道的“今日关注”,或11频道的京剧,关灯睡觉。老伴儿睡在我左边的“陪床”上,右手握着我的左手,轻轻哼着京剧,伴我入眠。

       啊,少年夫妻,老来伴儿。

       病中最好的伴儿——是老伴儿!

       七

       2014年8月7日出院。出院前,肖主任对我、老伴和女儿嘱咐了回家后要注意的事项,事无巨细,一一交代,真是语重心长。我心里只有“感激”,说出口的只有“感谢”。鼓楼区教研室主任、我的老同事刘春华和弟子王晓虹,几天前得知我要出院,非常高兴,打电话说,要为我接风。我说:“谢谢!但医生有交代,回家要少接触人,防止感染。再说,现在我无‘发’见人!”春华问:“你怎么无法见人呢?”我说:“头发掉光了,当然无‘发’见人喽!”春华说:“于主任还这么幽默!”我是前教研室主任,所以她依旧称呼我“主任”。

       8月7号下午,我进家一看,窗明几净!博物架上的四大名螺一尘不染,还静静地待在那里;那“鹦鹉”(鹦鹉螺)仍旧把头扭向背部,深深地插进翅膀里,不肯抽出来与我搭话。

       我高兴地对儿子说:“家里好干净,好温馨啊!”

       儿子告诉我,刘春华和王晓虹两位老师,昨天不但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送来新鲜蔬菜、活鱼和鸡蛋。

       我立即给二位拨了电话,向她们表示感谢。最后,我对她们说:“千年修得同船渡,风雨同舟便一家。中国有13亿人口,为什么偏偏我们几个碰到一起共事,而且处得这么好?——缘分啊!谢谢啊!”

       爱,感动着我,激励着我。它所产生的能量,无坚不摧!

       八

       回到家第三天——8月10号,我便乘高铁来到山东淄博延强医院,请名中医黄衍强先生和张利锋主任诊治。

       黄衍强院长也不过五十岁,慈眉善目,亲切慈祥,医术精湛,拯救了不少白血病患者以及其他癌症患者的生命,我的导师张庆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我简要地向他汇报了我的病情、治疗经过和结果,然后黄院长把脉、看舌苔,并询问了我生活、起居等方面的情况,尔后果断地说:“一,不必再化疗;二,用中药调理。”接着讲了他对白血病的认识,说得我心情舒畅,信心倍增。临走时,他风趣地说:“我们对病人也进行化疗。”我一怔。他接着说:“我们用的是说话的‘话’,不是化学的‘化’,是‘话疗’。”我说:“话疗太重要了,也确实有效,天津的肖志坚大夫不但能‘化疗’,也会进行‘话疗’。可惜不是每个医生都会‘话疗’的。有的医生说的话甚至能把病人吓死。”

       回徐州后,我定期到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复查,每次把复查结果通过手机发给黄院长和张主任,他们再根据化验结果,并根据我的舌苔(手机拍照发过去)和我个人感觉开处方,然后再用手机发给我,让我们在当地医院抓药。将近两年,黄院长和张主任不知为我开了多少方子,这些处方都分文不取。我从二位医生身上进一步读懂了什么叫“医德高尚”。

       我除了接受黄院长的“话疗”和药疗,还自我进行“戏疗”“锻炼疗”,天天和老伴儿一起听戏、唱戏,多数情况下,是老伴儿唱,我拉京胡伴奏。这叫“妇唱夫随”。世道变了,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了,她含辛茹苦地伺候我,我能不为她效劳吗?此外,我天天坚持在云龙湖边散步,循序渐进,由慢到快,由近及远。

       以后,倘若我真的能像弟子志祥说的“重返讲台”,我一定会像黄院长、肖主任那样,真情地、贴心地、亲切地、推心置腹地与学生对话,善于对学生进行“话疗”。老师和医生一样,都得善于“话疗”,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人。早几年,曾听一位到法国进修过的医生朋友说,在法国,师范大学和医科大学的门槛很高,不但要严格考试,还要严格审查考生的品行。他们认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老师是塑造人的,一定要品学兼优。有道理啊!

       九

       天有不测风云。

       2016年春节前,我的血液里查出了2%的幼稚细胞。这是从天津回来,时隔一年零八个月的首次发现。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陪我一起到医院的女儿落泪了。

       淄博的黄院长、张主任立即调了药方,服了10副药之后,幼稚细胞不见了。可是,4月27日那天,血液中又查出了2%的幼稚细胞。4月30号做“骨穿”,骨髓里的幼稚细胞竟高达51%,显示白血病复发。

       我平静地对我的家人重复了张庆先生说的话:“不怕死,争取活,活得好!”

       女儿成熟多了,没落泪(至少在我面前)。

       两年来,我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写了十几篇短文,为弟子孙殿镔、朋友何伟俊的书,写了序言,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长文——《我的小学老师》。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教育》《小学语文教学》《小学教学》《小学语文教师》《小学语文教学通讯》等杂志上。不忘语文,难忘语文,真可谓“矢志不渝”!我为自己的日子过得充实而欣慰。我最满意的是发表在2016年第6期《人民教育》上的《我的小学老师》。那篇六千多字的文章我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激与怀念写我的小学老师的。我想,一定趁我还有记忆、能动笔的时候,写写我的小学老师,一定让文字把敬爱的老师化为永恒。有文字在,我的老师就在。否则,我将愧对老师,成为永远的遗憾。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子贡能约请同学一起把孔子的言论整理出一本《论语》,我难道连一篇文章写不出来吗?

       我手捧2016年第6期《人民教育》,读完编辑在《我的小学老师》前边加的按语,欣慰的泪珠夺眶而出。冥冥中,我仿佛看见我的老师们,眼中也含着欣慰的泪花凝视着我。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医生说,一年零八个月没复发,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证明中药还是有疗效的。但,现在一切归零。

       当天——4月30号,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自我“话疗”的话:

       “早晨,当我睁开眼睛,证明我还活着的时候,一定规划一下怎样过好这一天,哪怕只有这一天。”

       2016年5月7日,我“二进宫”(不算住院做白内障手术)——又住进了徐州医科大学附院的血液科66号病床,还是两年多前住的那间,只是病床号不一样了。

       女儿专门到天津,请肖志坚大夫拿出治疗方案。但化疗只进行到一半,我便高烧不止,化疗无法进行。骨穿检查结果显示,骨髓里的坏细胞还有30%。我对老伴儿说:“虽然我不怕死,也不能坐以待毙。你回家按刘永琴老师给的偏方——用猫儿眼草、大枣煎汤,咱们喝喝试试。”同时,淄博张主任开的药,照样服用。十几天过去了,还是高烧不止。血液化验,各项指标一天天下降,因血小板少,皮下布满了星星般的出血点,浑身无力,靠输血、输血小板度日。一天,杭州弟子张芬英和范新霞一起来看我。她们名副其实地“看”了我,我虽然也“看”了她们,却没留下任何记忆。医生背地里对我家人说,还能熬半年。我也觉得自己不行了。于是,我在清醒的时候,写了遗嘱。主要有三句话:1.我是唯物主义者,死后不设灵堂,不扎花圈,不烧纸,家人不戴孝,也不要戴黑袖章。2.死后不要把我打扮成妖怪,别吓坏我两个孙女,就穿平时穿的休闲装。3.骨灰撒在树下,不和活人争地盘。

       一天,老友高林生来看我,他看我脸色难看,半天没说出话来。我说:“不怕死!活着干,死了算!”虽然是躺着说的,但在想象中,我是顶天立地的一尊雕像。张庆先生说的后两句——争取活,活得好,我却不敢说了。再说,我估计就是吹牛了。

       什么时候,我们都得讲实事求是。“吹牛”和“英雄气概”不能画等号。

       临走时,林生说:“我本来想做你的思想工作,没想到,你反倒给我上了一堂教育课!老伙计,好样的!”

       他一告辞,我实然浑身发抖——这是发高烧的前奏,每次发烧前都这样,来势凶猛。老伴儿连忙用被子把我裹紧。

       这次起烧没再请医生打退烧针、挂水,而改服了天津肖志坚主任开的一种中成药。

       两个多小时后,体温恢复正常。

       第二天,没起烧;第三天(这天很关键,多数情况下,间隔一天起烧),还没起烧;第四天,仍没起烧!过了六天,体温依然正常!曹江医生松了一口气,说:“看来不会再烧了。”

       不发烧,我感觉就不那么难受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着又浑身浮肿。于是又连忙服消肿药。肿消了,心脏又早搏,于是又治早搏。心脏不早搏了,又皮肤过敏,全身奇痒难忍,于是又治过敏,把医生忙得不亦乐乎。最担心的是验血单上的各项指标还在向下降,血小板降到6!浑身极度乏力。两天就输一次血小板。一天,医生查房时问我:“最近吃了什么药?”我如实地说了。医生说:“什么药都停止服用,再服就没命了!”

       我老伴儿吓得把当天煎好的猫儿眼草药偷偷倒掉了。掐指一算,我已经服用猫耳眼草半个月了。

       血小板减少到10以下就非常危险。不久前,一位才三十多岁的病人,因血小板低,脑出血,突然离世。看来,我离鬼门关不远了。

       “祸兮,福所倚。”忽然有一天,血小板升到了19!我暗自高兴。医生背着我对女儿说:“这是输血小板的结果,还得掉下去。”言外之意,不要高兴得太早,还要有“那个”准备。

       又过了几天,血小板升到了29!医生说:“还会掉下去。”

       忽然又一天,小板一下子升到了60!“哎——?”医生感到奇怪了,再也没说“还会掉下去”的话。

       又过了几天,当血小板升到99,我皮下的出血点全部消失了,其他指标也渐渐回升。年轻的曹江主任高兴地对我说:“你可以考虑出院了。”

       出院前夕,又做了一次骨穿,骨髓里的幼稚细胞竟几乎绝迹了!

       医生惊呼:“看来猫儿眼草还真有效啊!”

       否极泰来。2016年8月23日,我这个被判了死刑、随时都可能执行的人,死里逃生,出院了。

       西医伟大,中医神奇,“话疗”可贵,爱心给力,乐观万岁!

       老伴儿和女儿则连声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立即打电话、发信息,告诉了三个多月来,到医院看望我的众多领导、老师、亲友、同学、弟子、学生,没有他们的关爱,哪有我的今天!

       我特别感谢老同事刘永琴老师,是她,在关键时刻为我提供了这个偏方;还感谢为我采集猫儿眼草的安徽砀山的弟子仝伟伟、李兴举、李秀荣!

       “天不灭曹”——“死刑就要执行”,改为“缓期执行”。

       无论“判”什么,对于我来说,不怕,永远是第一位的,管你什么时候“执行”,概不理睬,不当回事。第二位的,就是不能掉以轻心,坚持中药调理,并注意饮食和锻炼。第三,适当想点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以不累为原则。“表现”好了,说不定“死缓”改判“无期”,继而来个“无罪释放”呢!

       十一

       岳母生前曾说过:“不怕不信神,就怕家里有病人。”是的。这次入院,家人和弟子为了拯救我的生命,什么法儿都用了,有唯物的,也有唯心的。在大自然,在宇宙面前,人类还处于幼儿时期,好多好多东西我们并未认知。未认知,就不要轻易下科学或不科学的结论。至于“唯心”的方面,我就不说了。

       还是用我的导师张庆先生的话作结吧——

       “不怕死,争取活,活得好。”

       读者诸君,看到这里一定会说:噢,原来于永正的“病中吟”,非刘天华的“病中吟”啊!是的,这正是我在题目的“吟”字上加了引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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