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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4年3月3日，我因患血液病，住进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28号病床。病房里共有四张床，拥挤，但整洁。28号床在最南头，靠洗手间，“方便”很方便。
一天，潘秀英主任查房，发现新大陆似的说：“四位患者中只有一位男的，多不方便哪。”然后对我说：“我给你调一个房间吧。”
邻床70岁的刘女士说：“我们没感到不方便，于老师不能走。”
其他两位女士（包括一位20多岁的姑娘）连同他们的陪护人也齐声说：“是呀，于老师不能走！”
尽管刘女士“威胁”要联名上书院方，“强烈”要求把我留下，但无济于事，潘主任还是把我调到了69号病床。这间病房里只有两张床位，我和先我一步的10岁小男孩成了病友。
后来才知道，潘主任从网上得知我是一个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特级教师，才把我调到这间稍为宽松的房间的。所谓“男女有别”云云，不过是个托词而已。
刘女士和其他几位病友多次到病房看我。我则把学生、老师们送来的鲜花转送给她们。刘女士爱花，高兴得不得了。
我，一个74岁的老头儿，满脸皱纹的老家伙，人缘倒不错。
经过几番反复检查，医生说我患的是什么血液病，很难确诊。潘主任建议我到天津血液病医院——中国最好的血液病医院——去看看。那里有全国顶级的血液病专家——肖志坚主任。我心里明白，连徐州的医生都拿不准，肯定凶多吉少。
二
事不宜迟。3月26日到了天津，27号，挂到了肖志坚主任的门诊号。那天，他没戴工作帽，也没戴口罩，看上去，最多五十岁吧，却早已蜚声全国。他儒雅，沉稳，持重；一边专注地听着我对病情的陈述，一边作些记录，偶尔询问一些他想知道的细节。最后，他语气平和地说：“先做个骨穿，我们要看到化验结果才能确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要紧张。”4月3日，我住进了天津血液病医院。病房面积和徐州的一般大，但只安排三张病床，显得敞亮多了。我右边病床住的是河南来的59岁的刘教授，左边病床住的是天津蓟县的72岁的蒙师傅。刘教授儒雅，蒙师傅爽直。
我全身无力，虽说洗手间就在病房里，大小便仍感到吃力。一天，女儿为我买了一把夜壶——就是尿壶，人们讲斯文，便送给它一个“夜壶”的雅号。我高兴地对刘教授说：“世界上的发明有千千万，但有两项发明最伟大。”
刘教授饶有兴趣地问道：“哪两项？”
我说：“第一是夜壶。有了它，解小便——特别是夜里——就用不着下床了。”
刘教授哈哈大笑，连床都跟着咯吱咯吱乐。
“第二，”我接着说，“是洗衣机。以前，我特别怕洗床单、被罩，更怕洗蚊帐。那蚊帐躺在木盆里，像一堆猪肠子，拽都拽不动，老虎吃天——无从下手。现在好了，什么这个那个的，往洗衣机里一放，一按开关，洗衣机就乖乖地转起来，只需四五十分钟，就洗好了，而且取出来就半干了。”
刘教授又笑。
有了夜壶，我晚上再也不下床“方便”了。白天，女护士进进出出的，我不大好意思，还是坚持着到洗手间去。
三
4月10号，检查结果出来了，我患的是淋巴T细胞白血病。此病易缓解，也易复发。开始家人还想瞒我。肖主任说：“老知识分子了，瞒什么？知道了，有利于配合治疗。”我一看要化疗，就明白了。我对家人说：“我的导师张庆先生得知自己患上白血病，对妻子说了九个字：不怕死，争取活，活得好。这九个字，也是今天我要说的。张庆老师先做了五次化疗，然后改用中药调理，如今10年过去了，张老师满面红光，身健体壮。西医伟大，中医神奇。一个用科学治病，一个用哲学治病，一个治‘病’，一个治‘人’，两者结合，相得益彰。在我们中国，除了有西医，还有中医呢！多么值得庆幸啊！在教学上，张老师是我的导师，在如何对待疾病、如何治疗上，也是我的导师。”
深圳的弟子赵志祥听说我患了白血病，在手机里破口大骂“老天不长眼”！我说：“苍天有眼啊！它很眷顾我，已让我健康、平安、顺利地走过了整整74个年头！大概上天看我太辛苦了，于是找了个理由，让我放慢脚步，休息休息。放心，师父会坦然以对，笑面人生。”
他说：“师父又给我上了一课！吉人天相，师父一定会战胜病魔，重返讲台！全国的老师需要您，千千万万的学生需要您！”
四
化疗期间，我每天早晨要服一种激素药，白色的药片上有一个大大的字母“P”，每次服12片。女儿倒好水，我一口就把12片药吞下肚，笑着对女儿说：“你老爸厉害吧，一口能吞掉12个‘P’！”我故意把“P”说得很重。连床位医生方大夫也被我逗乐了。光看字母，谁都不会笑，但一说出来，就可笑了，因为“P”和那个字同音。
从此，每天早晨我吃“P”的时候，家人都会哑然失笑。
笑比哭好啊！
五
第一次化疗，4月15日开始，5月15日结束，历时一个月，效果很好。用医生的话说叫“完全缓解”。何意？即骨髓和正常人一样了。而且化疗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肖主任查房时，右手抚摸着我的肩，笑着说：“看来，这药很对症，光明就在前头！”他右手用力拍了一下我的肩。这力，一下子传遍了全身。于是乘胜追击，继续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化疗，到6月30号结束。这期间，每天早晨坚持吃“P”。
第三疗结束后，体重由入院时的70公斤，减到60公斤，腰疼腿疼，感到精疲力竭。再也不夸“体质”好了。头发几乎掉光。一照镜子，头顶上只有少数几根忠于我的白发尚傲然挺立，那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着实让我感动！有几根居然熬到出院，跟着我回到了徐州！但回家不久，还是相继“光荣”了。这是后话。
第二次化疗后，腰就疼；三次化疗后，腰疼得更厉害了，躺在床上翻身都困难，如若坐起来喝水，则更如上刀山下火海一般。乌鸦尚且知道把小石子衔到瓶子里，让水位升高，然后再去喝里边的水，我的智商难道不如乌鸦？我请老伴儿把杯子倒满水，放到我的枕边，再把吸管插进杯里，我歪着头用嘴吸。果然，一会儿便把一杯水喝光了。吸管延长了我的嘴！老伴用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口吻说：“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我刚想对老伴儿说“吸管是人类的第三伟大发明”，怕老伴儿投否决票，没说出口。
有几天发低烧，精神萎靡不振，嗜睡，京剧也不想听了。肖主任还是一只手按着我的肩，笑着说：“你以为化疗药是营养液？发烧、嗜睡、无力是正常反应，不要担心。”一句话，顿时让我有了精神。老伴儿说：“你不是说‘跟京剧一块活着’吗？我教你唱一段《西厢记》的‘只说是娘把诺言来践’吧！四评调，很好听的。”我立即答应了。先听张君秋的录音，然后爬喜马拉雅山似的，艰难地跟着老伴儿一句一句地学。只三天，居然能哼下来了。唱着唱着居然不发烧了。有一天，我一用气，竟唱出了旦角的亮音！我高兴地说：“看来化疗没把我的小嗓儿化坏！”我这一嗓子，似乎传到病房外医务人员的耳朵里（那时我早已住进了单人病房），一位姓郭的护士进来送药时，问我：“老先生，您是不是唱戏的？”
我问：“怎见得？”
“你们天天听戏、唱戏，而且唱得那么好。”
我说：“我是小学老师，自幼喜欢京戏。你们天津是京剧之乡，当今出了一大批名角，像康万生、孟广禄、刘桂娟、李佩红、李宏、赵秀君、张克，都是闻名全国的大家！——你喜欢京剧？”
她说：“我父母喜欢京剧。”
可见，她不喜欢。她没正面回答我，显然是怕扫了我的兴。这么一“拐弯”，既不扫我的兴，还带有抚慰我的意思。可见她的语文学得不错，而且善解人意。
我把学唱戏的事打电话告诉了张庆老师。张老师说：“《空城计》里诸葛亮唱的一段‘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我当年就是在医院里做化疗时学的。一唱，病痛就减轻，甚至逃遁了。”
“是呀，”我说，“唱戏，一用气，二忘我，等于做气功啊！”
六
我在天津血液病医院住了四个月零三天。
第一个来探望我的是山东潍坊弟子李虹霞，她一共来津看望过我两次。天津的李卫东，上海的戴建荣，成都的余佳佳，杭州的张祖庆，北京的吉春亚、刘云艺，荆门的彭少菊，西安的史颖、李亚萍、孟琪、马国红，青岛的李伟等弟子也先后赶来天津看我。青岛的栾喜峰、上海的朱文君、濮阳的高照远等弟子托人捎来了慰问金。老友吴忠豪（上海）、支玉恒（威海）、陈先云（北京）、庞玉和（北京）、蔡欣梅（北京）、安京妹（北京）、王洪岩（徐州）也先后来津探视。我曾经工作过的徐州市大马路小学校长张艳（我的弟子）、孙荣平书记和卢海燕主任也来天津看过我。至于打电话发信息慰问祝福我的弟子、老师就难以计数了。杭州的弟子张芬英，几乎天天发信息祝我早日康复。成都的余佳佳常发来谜语、“脑筋急转弯”逗我开心。一次，她发来“世界上有南京、北京、东京，为什么没有西京？”我大脑“转”了两天才“转”出来：西京被唐僧取走了——西天取“京”嘛！
看望我最多的是天津老友、著名特级教师靳家彦和他夫人李瑾。他们夫妇二人不仅给我送来被褥、枕头、床单等生活用品（陪我的家人在医院附近租赁了一间房子，需自备生活用品），还隔三岔五地送来李瑾亲手做的菜，如鳜鱼之类以及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麻花等。
我老伴儿对我说：“看看，全国有多少人关爱你呀，他们给了你多少正能量啊！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是的，朋友的关爱给了我极大的慰藉和鼓舞。但，给我正能量最多的，是我的老伴儿、儿子和女儿。
开始，是儿子晚上在病房的陪床上（就是窄窄的折叠椅）陪我，后期是老伴儿陪我。我们每晚看完中央电视台4频道的“今日关注”，或11频道的京剧，关灯睡觉。老伴儿睡在我左边的“陪床”上，右手握着我的左手，轻轻哼着京剧，伴我入眠。
啊，少年夫妻，老来伴儿。
病中最好的伴儿——是老伴儿！
七
2014年8月7日出院。出院前，肖主任对我、老伴和女儿嘱咐了回家后要注意的事项，事无巨细，一一交代，真是语重心长。我心里只有“感激”，说出口的只有“感谢”。鼓楼区教研室主任、我的老同事刘春华和弟子王晓虹，几天前得知我要出院，非常高兴，打电话说，要为我接风。我说：“谢谢！但医生有交代，回家要少接触人，防止感染。再说，现在我无‘发’见人！”春华问：“你怎么无法见人呢？”我说：“头发掉光了，当然无‘发’见人喽！”春华说：“于主任还这么幽默！”我是前教研室主任，所以她依旧称呼我“主任”。
8月7号下午，我进家一看，窗明几净！博物架上的四大名螺一尘不染，还静静地待在那里；那“鹦鹉”（鹦鹉螺）仍旧把头扭向背部，深深地插进翅膀里，不肯抽出来与我搭话。
我高兴地对儿子说：“家里好干净，好温馨啊！”
儿子告诉我，刘春华和王晓虹两位老师，昨天不但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送来新鲜蔬菜、活鱼和鸡蛋。
我立即给二位拨了电话，向她们表示感谢。最后，我对她们说：“千年修得同船渡，风雨同舟便一家。中国有13亿人口，为什么偏偏我们几个碰到一起共事，而且处得这么好？——缘分啊！谢谢啊！”
爱，感动着我，激励着我。它所产生的能量，无坚不摧！
八
回到家第三天——8月10号，我便乘高铁来到山东淄博延强医院，请名中医黄衍强先生和张利锋主任诊治。
黄衍强院长也不过五十岁，慈眉善目，亲切慈祥，医术精湛，拯救了不少白血病患者以及其他癌症患者的生命，我的导师张庆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我简要地向他汇报了我的病情、治疗经过和结果，然后黄院长把脉、看舌苔，并询问了我生活、起居等方面的情况，尔后果断地说：“一，不必再化疗；二，用中药调理。”接着讲了他对白血病的认识，说得我心情舒畅，信心倍增。临走时，他风趣地说：“我们对病人也进行化疗。”我一怔。他接着说：“我们用的是说话的‘话’，不是化学的‘化’，是‘话疗’。”我说：“话疗太重要了，也确实有效，天津的肖志坚大夫不但能‘化疗’，也会进行‘话疗’。可惜不是每个医生都会‘话疗’的。有的医生说的话甚至能把病人吓死。”
回徐州后，我定期到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复查，每次把复查结果通过手机发给黄院长和张主任，他们再根据化验结果，并根据我的舌苔（手机拍照发过去）和我个人感觉开处方，然后再用手机发给我，让我们在当地医院抓药。将近两年，黄院长和张主任不知为我开了多少方子，这些处方都分文不取。我从二位医生身上进一步读懂了什么叫“医德高尚”。
我除了接受黄院长的“话疗”和药疗，还自我进行“戏疗”“锻炼疗”，天天和老伴儿一起听戏、唱戏，多数情况下，是老伴儿唱，我拉京胡伴奏。这叫“妇唱夫随”。世道变了，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了，她含辛茹苦地伺候我，我能不为她效劳吗？此外，我天天坚持在云龙湖边散步，循序渐进，由慢到快，由近及远。
以后，倘若我真的能像弟子志祥说的“重返讲台”，我一定会像黄院长、肖主任那样，真情地、贴心地、亲切地、推心置腹地与学生对话，善于对学生进行“话疗”。老师和医生一样，都得善于“话疗”，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人。早几年，曾听一位到法国进修过的医生朋友说，在法国，师范大学和医科大学的门槛很高，不但要严格考试，还要严格审查考生的品行。他们认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老师是塑造人的，一定要品学兼优。有道理啊！
九
天有不测风云。
2016年春节前，我的血液里查出了2%的幼稚细胞。这是从天津回来，时隔一年零八个月的首次发现。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陪我一起到医院的女儿落泪了。
淄博的黄院长、张主任立即调了药方，服了10副药之后，幼稚细胞不见了。可是，4月27日那天，血液中又查出了2%的幼稚细胞。4月30号做“骨穿”，骨髓里的幼稚细胞竟高达51%，显示白血病复发。
我平静地对我的家人重复了张庆先生说的话：“不怕死，争取活，活得好！”
女儿成熟多了，没落泪（至少在我面前）。
两年来，我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写了十几篇短文，为弟子孙殿镔、朋友何伟俊的书，写了序言，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长文——《我的小学老师》。这些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教育》《小学语文教学》《小学教学》《小学语文教师》《小学语文教学通讯》等杂志上。不忘语文，难忘语文，真可谓“矢志不渝”！我为自己的日子过得充实而欣慰。我最满意的是发表在2016年第6期《人民教育》上的《我的小学老师》。那篇六千多字的文章我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激与怀念写我的小学老师的。我想，一定趁我还有记忆、能动笔的时候，写写我的小学老师，一定让文字把敬爱的老师化为永恒。有文字在，我的老师就在。否则，我将愧对老师，成为永远的遗憾。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子贡能约请同学一起把孔子的言论整理出一本《论语》，我难道连一篇文章写不出来吗？
我手捧2016年第6期《人民教育》，读完编辑在《我的小学老师》前边加的按语，欣慰的泪珠夺眶而出。冥冥中，我仿佛看见我的老师们，眼中也含着欣慰的泪花凝视着我。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医生说，一年零八个月没复发，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证明中药还是有疗效的。但，现在一切归零。
当天——4月30号，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自我“话疗”的话：
“早晨，当我睁开眼睛，证明我还活着的时候，一定规划一下怎样过好这一天，哪怕只有这一天。”
十
2016年5月7日，我“二进宫”（不算住院做白内障手术）——又住进了徐州医科大学附院的血液科66号病床，还是两年多前住的那间，只是病床号不一样了。
女儿专门到天津，请肖志坚大夫拿出治疗方案。但化疗只进行到一半，我便高烧不止，化疗无法进行。骨穿检查结果显示，骨髓里的坏细胞还有30%。我对老伴儿说：“虽然我不怕死，也不能坐以待毙。你回家按刘永琴老师给的偏方——用猫儿眼草、大枣煎汤，咱们喝喝试试。”同时，淄博张主任开的药，照样服用。十几天过去了，还是高烧不止。血液化验，各项指标一天天下降，因血小板少，皮下布满了星星般的出血点，浑身无力，靠输血、输血小板度日。一天，杭州弟子张芬英和范新霞一起来看我。她们名副其实地“看”了我，我虽然也“看”了她们，却没留下任何记忆。医生背地里对我家人说，还能熬半年。我也觉得自己不行了。于是，我在清醒的时候，写了遗嘱。主要有三句话：1.我是唯物主义者，死后不设灵堂，不扎花圈，不烧纸，家人不戴孝，也不要戴黑袖章。2.死后不要把我打扮成妖怪，别吓坏我两个孙女，就穿平时穿的休闲装。3.骨灰撒在树下，不和活人争地盘。
一天，老友高林生来看我，他看我脸色难看，半天没说出话来。我说：“不怕死！活着干，死了算！”虽然是躺着说的，但在想象中，我是顶天立地的一尊雕像。张庆先生说的后两句——争取活，活得好，我却不敢说了。再说，我估计就是吹牛了。
什么时候，我们都得讲实事求是。“吹牛”和“英雄气概”不能画等号。
临走时，林生说：“我本来想做你的思想工作，没想到，你反倒给我上了一堂教育课！老伙计，好样的！”
他一告辞，我实然浑身发抖——这是发高烧的前奏，每次发烧前都这样，来势凶猛。老伴儿连忙用被子把我裹紧。
这次起烧没再请医生打退烧针、挂水，而改服了天津肖志坚主任开的一种中成药。
两个多小时后，体温恢复正常。
第二天，没起烧；第三天（这天很关键，多数情况下，间隔一天起烧），还没起烧；第四天，仍没起烧！过了六天，体温依然正常！曹江医生松了一口气，说：“看来不会再烧了。”
不发烧，我感觉就不那么难受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着又浑身浮肿。于是又连忙服消肿药。肿消了，心脏又早搏，于是又治早搏。心脏不早搏了，又皮肤过敏，全身奇痒难忍，于是又治过敏，把医生忙得不亦乐乎。最担心的是验血单上的各项指标还在向下降，血小板降到6！浑身极度乏力。两天就输一次血小板。一天，医生查房时问我：“最近吃了什么药？”我如实地说了。医生说：“什么药都停止服用，再服就没命了！”
我老伴儿吓得把当天煎好的猫儿眼草药偷偷倒掉了。掐指一算，我已经服用猫耳眼草半个月了。
血小板减少到10以下就非常危险。不久前，一位才三十多岁的病人，因血小板低，脑出血，突然离世。看来，我离鬼门关不远了。
“祸兮，福所倚。”忽然有一天，血小板升到了19！我暗自高兴。医生背着我对女儿说：“这是输血小板的结果，还得掉下去。”言外之意，不要高兴得太早，还要有“那个”准备。
又过了几天，血小板升到了29！医生说：“还会掉下去。”
忽然又一天，小板一下子升到了60！“哎——？”医生感到奇怪了，再也没说“还会掉下去”的话。
又过了几天，当血小板升到99，我皮下的出血点全部消失了，其他指标也渐渐回升。年轻的曹江主任高兴地对我说：“你可以考虑出院了。”
出院前夕，又做了一次骨穿，骨髓里的幼稚细胞竟几乎绝迹了！
医生惊呼：“看来猫儿眼草还真有效啊！”
否极泰来。2016年8月23日，我这个被判了死刑、随时都可能执行的人，死里逃生，出院了。
西医伟大，中医神奇，“话疗”可贵，爱心给力，乐观万岁！
老伴儿和女儿则连声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立即打电话、发信息，告诉了三个多月来，到医院看望我的众多领导、老师、亲友、同学、弟子、学生，没有他们的关爱，哪有我的今天！
我特别感谢老同事刘永琴老师，是她，在关键时刻为我提供了这个偏方；还感谢为我采集猫儿眼草的安徽砀山的弟子仝伟伟、李兴举、李秀荣！
“天不灭曹”——“死刑就要执行”，改为“缓期执行”。
无论“判”什么，对于我来说，不怕，永远是第一位的，管你什么时候“执行”，概不理睬，不当回事。第二位的，就是不能掉以轻心，坚持中药调理，并注意饮食和锻炼。第三，适当想点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以不累为原则。“表现”好了，说不定“死缓”改判“无期”，继而来个“无罪释放”呢！
十一
岳母生前曾说过：“不怕不信神，就怕家里有病人。”是的。这次入院，家人和弟子为了拯救我的生命，什么法儿都用了，有唯物的，也有唯心的。在大自然，在宇宙面前，人类还处于幼儿时期，好多好多东西我们并未认知。未认知，就不要轻易下科学或不科学的结论。至于“唯心”的方面，我就不说了。
还是用我的导师张庆先生的话作结吧——
“不怕死，争取活，活得好。”
读者诸君，看到这里一定会说：噢，原来于永正的“病中吟”，非刘天华的“病中吟”啊！是的，这正是我在题目的“吟”字上加了引号的原因。
